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我现在最担心的几个问题

12月17日，第十九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新时代 新思想——致敬改革开放40年，庆祝北大建校120周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出席论坛并发言。
他在演讲中表示，由于存在路径依赖，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国情还是慢慢地改，但改革是不能拖的，再走路径依赖的道路只能延迟经济的转变。旧的模式是重数量、重速度，新的模式是重质量、重效果。
厉以宁教授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不要再留恋高速度，中高速度就够了。去库存、补短板、降成本等方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还需要做。企业在国内外都有同行，不改就被淘汰了，应该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想法。
以下为实录：
1、走老路不一定没有风险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留恋旧的发展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亚洲非洲一些独立的国家，想早日摆脱贫困状态，听从了某些研究发展经济学家的意见，引进外资，结果，虽然经济增长率高了，人均GDP增大了，但没有改变原来的体制，依然处于贫困之中。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困难逐渐被一些经济学家从新的角度做了批评解释，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只顾发展，只顾引进外资，盲目发展，盲目开放投资，盲目输出资源而不改体制，这是有害的，就会使他们陷入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也能达到，但同样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什么？叫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什么意思？就说走老路，这是最保险、最安全的，因为前人是这么做的，后人跟着他们的脚步走，这样的话不承担责任，同时也就回避了走新路可能遭遇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国家虽然感到现在的旧发展方式有问题，有矛盾，但还是坚持它的路径依赖。
留恋旧的方式渐渐成为一种惯例，即使是在某一些发展中国家能够从低收入陷阱走出来，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陷阱，但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它怎么办？还跟过去方式一样，结果就陷入了旧的陷阱。
这种情况也有例外，希腊。希腊在二十世纪转到二十一世纪的阶段中，人均收入或者人均GDP的收入都超过了过去，超过了人均GDP12000美元，12000美元被认为是条杠杆。超过了以后联合国、世界银行就纷纷祝贺，你超过了中等收入。但又怎么样？制度不改，金融风暴一来，它受到波及，马上又下去了，又回到了中等收入的陷阱阶段。所以，从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就可以看出，走老路并不一定是没有风险的，而且风险不比改成新模式的风险小。
2、挤出传统发展模式才能找到新模式
第二个问题是新旧发展模式怎么样把它成为革命的故事？
这是全世界很多经济学家在讨论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旧的发展方式的影响是深远的，旧的发展模式持续了多年，严格说，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才把新旧模式更替作为一场发展方式的革命。
尽管在强调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一再提到新发展方式对旧发展方式要替代，但路径依赖的影响不可小视。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国情还是慢慢地改，这样是一个大的问题，传统发展模式它是不会自动退出的，要挤它，这样才能找到新发展方式。路径依赖在思想上成为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是什么？就是说既然是这样的要改，那就慢慢改，所以说它没有一种结构性，并且还认为这种发展方式的改变实际上是跟资源配置的改变结合在一起的。
根据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先要分清楚什么叫旧发展方式，什么叫新发展方式。
旧的发展方式就是走老路，跟着走，责任前人负了，这里没有新东西，反而可以避免创新的风险。这就是旧发展方式。新方式呢？就一定要通过重要的改革，通过一些革命性的改革才能做到。最重要的是改革什么？比如说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这个就是一种改革，这个改革以后，就能够使企业真正自己经营，自负盈亏。还有通过新发展方式改革重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能提供新产品、新产能、新功能等等。这个是重要的。你不跑这儿，旧的怎么被替代，新的怎么把旧的赶走。
根据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中国，市场一定是要排在重要位置，是决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但经济中还有一些例外，比如说公益性的部门，比如说跟国家安全有关的部门，还有特别重要的新科技的研究单位。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要利用市场调节，但政府也影响发挥规划引领支柱的作用。那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怎么样把经济转型用市场来调节。但是特殊的行业，非营利性行业，纯粹公益性行业就采取另外的方式，政府发挥引领、扶持的作用。